沒有日期。
但每一個字，都像燒紅的烙鐵，燙在我的眼睛上，燙進我心裡。
我捏著信紙，手指微微發抖。
菲利克斯輕輕攬住我的肩膀。
「林女士，您還好嗎？」張律師輕聲問。
我深吸一口氣，把信紙折好，放進包里。
「我沒事。張律師，如果我選擇協商，可以委託您全權代理嗎？我不太想……直接和他們見面。」
「可以。但最終的和解協議，需要您本人簽字確認。」張律師說，「另外，我建議，在協商有明確結果之前，您最好不要單獨去見您哥哥或母親，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衝突。」
「我明白。謝謝。」
我們帶著那箇舊旅行箱，回到了酒店。
關上房門，我才感到一陣虛脫般的疲憊。
菲利克斯幫我倒了杯水，安靜地陪著我。
我看著那個放在地毯上的箱子。
普通的藍色帆布面，邊角磨損，拉鏈都有些生鏽了。
這是我爸用了很多年的箱子。
裡面……會是我「小時候的東西」？
我蹲下身，遲疑了一下，拉開了拉鏈。
箱子沒有鎖。
打開。
最上面，是一個透明的文件袋。
裡面是幾張泛黃的紙。
我拿出來。
第一張，是我小學一年級的成績單。語文100，數學100。下面有老師的評語：「林晚同學聰明好學，團結同學。」
第二張，是我初中參加作文比賽獲得的二等獎獎狀。
第三張，是我高中畢業典禮的合影，我在人群里，笑得很靦腆。背後用原子筆寫著：「晚晚畢業了，1998.6.28。」
第四張，是我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複印件。
第五張，是我工作後第一年春節，寄回家的一張照片。我在銀行門口拍的，穿著行服，笑得很職業。背面寫著：「爸，媽，新年快樂。我很好。」
下面，是一個鐵皮餅乾盒。
打開。
裡面是零零碎碎的東西：我小時候玩過的、掉了瓷的塑料發卡；一把斷齒的粉色小梳子；幾顆已經褪色的玻璃彈珠；一個我早已忘記的、印著花仙子的塑料鉛筆盒；還有一沓用橡皮筋捆著的、面值不一的紙幣和硬幣。
我拿起那沓錢。
最上面是一張五元紙幣，很舊了。
下面有兩元、一元、五角、一角的紙幣和硬幣。
加起來，大概……二十幾塊錢。
都是很多年前流通的舊版人民幣。
盒底，壓著一張摺疊起來的作業本紙。
我打開。
是我稚嫩的筆跡，是一篇小學作文，題目是《我的爸爸》。
「……我的爸爸是工人，他很辛苦，每天下班回來都很累。但爸爸對我很好，有一次我發燒，爸爸背我去醫院，還給我買了一個蘋果。蘋果很甜。我愛我的爸爸。」
作文下面，有紅筆批的「優」，還有一個紅色的「85」分。
我拿著這張紙，看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。
視線一點點模糊。
淚水毫無預兆地涌了出來，滴在泛黃的紙頁上，暈開一小片濕痕。
我記得那篇作文。
也記得那個蘋果。
更記得，後來，爸爸再也沒有背過我，也再也沒有給我買過蘋果。
他把所有的「好」，都給了林朝陽。
而我，只剩下這些他偷偷保存下來的、微不足道的碎片。
餅乾盒下面，是幾件我小時候穿過的、洗得發白的舊衣服。
一件紅色的小毛衣，是我媽織的，袖口已經脫線。
一條藍色的燈芯絨褲子，膝蓋磨破了，又被仔細地打上了補丁。
還有一雙小小的、紅色的塑料涼鞋。
箱子的最底層，是一個用報紙包著的、硬硬的東西。
我拆開報紙。
裡面是一個相框。
相框里，是一張黑白照片。
照片上，一個年輕的男人，抱著一個大概兩三歲的小女孩。
男人穿著工人的藍色制服，笑得很開心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小女孩扎著兩個羊角辮，穿著花裙子，也笑得很甜，緊緊摟著男人的脖子。
是我爸。
和我。
照片背面，用鋼筆寫著：「晚晚三歲生日，1983年5月12日，攝於人民公園。」
那一年，林朝陽八歲。
那一年，我爸的眼裡，好像還有我。
我把相框抱在懷裡，哭得不能自已。
那些被刻意遺忘的、遙遠而模糊的溫暖，伴隨著巨大的委屈和遲來的領悟，像決堤的洪水，衝垮了我所有偽裝的堅強。
菲利克斯默默地抱住我，任由我哭濕了他的肩膀。
原來，他不是完全不愛我。
他只是，在漫長的歲月里，被我媽的偏心、被重男輕女的觀念、被林朝陽的索取，一步步裹挾，一步步迷失。
他把大部分的愛和資源，都傾斜給了兒子。
卻把對女兒那點微不足道的、或許連他自己都未曾清晰意識到的愧疚和挂念，深深埋藏起來，藏在這箇舊箱子裡。
直到生命的盡頭，他才用這種近乎慘烈的方式——剝奪兒子的繼承權，把所有留給女兒——來完成一場遲到太久、也太過沉重的懺悔。
可是，太晚了。
這份遲來的「公平」和「愛」，已經無法修補那些年我千瘡百孔的心。
也無法讓時光倒流，還我一個正常的、被公平對待的童年和青春。
我能感受到的，只有無盡的悲傷和遺憾。
為那個曾經也愛過我的年輕父親。
為那個曾經全心依賴父親的小女孩。
為我們之間，早已錯失、無法重來的親情。
哭了很久，我才慢慢平靜下來。
眼睛腫得厲害，頭也昏沉沉的。
「菲利克斯，」我啞著嗓子說，「我想……儘快結束這裡的一切。」
「好。你想怎麼做？協商，還是走法律程序？」
我看著那個箱子，看著裡面的舊物。
「協商吧。」我說，「給他們一部分錢，房子……我不要了，都給他們。我只想拿回我爸留給我的……這些。」
還有那點存款。
那是我爸最後的心意，我想留著。
「你確定？」菲利克斯看著我，「房子價值不菲，按照遺囑，它完全是你的。你不需要放棄。」
「我確定。」我擦乾眼淚，「錢和房子，從來不是我回來的目的。我只是……想拿到他留給我的東西，想給這件事，畫一個句號。用一部分錢，買斷以後的麻煩，我覺得……值得。」
更重要的是，我突然不那麼恨了。
看著這個箱子，看著我爸最後的選擇。
恨意，被一種更複雜的、帶著悲憫的釋然取代。
我不想再和林朝陽、和我媽，為了這些身外之物，繼續糾纏，繼續撕扯。
那只會讓已經去世的父親，更加難安。
也讓我自己，重新陷入過去的泥沼。
「好。那我們明天就和張律師說。」菲利克斯握住我的手，「無論你做什麼決定，我都支持你。」
第二天，我們聯繫了張律師，表明了願意協商的意向，並給出了我們的底線：我們可以放棄房產的全部分額（估價約200萬），只要求取得父親留下的約60萬存款和撫恤金，以及那個行李箱。作為交換，林朝陽必須簽署放棄繼承聲明和和解協議，保證不再以任何形式就遺產問題提起訴訟或騷擾我。
張律師有些驚訝，顯然覺得我們讓步太大。
但他尊重我們的決定，表示會儘快與林朝陽溝通。
溝通的過程，據說並不順利。
林朝陽起初堅決不同意，堅持認為遺囑無效，要求平分所有遺產（包括房產和存款）。
但在張律師出示了遺囑公證的強力證據，並明確告知他訴訟耗時耗力且敗訴風險極高後，他的態度有所鬆動。
僵持了幾天。
期間，我和菲利克斯一直待在酒店，幾乎沒有出門。
我不想節外生枝。
終於，在我們要離開的前一天，張律師帶來了消息。
「林朝陽同意了。」他說，「但他有兩個附加條件。」
「什麼條件？」我問。
「第一，60萬存款，他要拿走10萬，作為『贍養母親』的費用。他說母親現在和他住，身體不好，需要錢。」
我皺了皺眉。
「第二，」張律師接著說，「他要求你簽署一份聲明，聲明自願放棄對父母的一切贍養義務，今後母親生老病死，與你無關。」
用10萬塊錢，和一份聲明，買斷我與這個家最後的法律關聯。
很符合林朝陽的風格。
精明，算計，不留後患。
「可以。」我沒有猶豫，「但協議里必須寫清楚，這是最終和解，自此之後，我與林朝陽、王秀蘭之間，再無任何財產或贍養糾紛。他們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聯繫我或騷擾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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